广告行业结盟维护创意版权 10月28日，中国广告创意维权联盟正式成立，作为“2008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主题活动之一，联盟的成立意味着我国的广告行业开始自发地改变广告创意保护缺失的现状。 广告创意维权联盟纲领中提到，联盟的成立将探讨原创广告版权保护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联盟将通过提醒、警告等行业自律行为对违规企业进行处理，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 七省会城市电视台共建广告经营联盟 10月28日，由南京电视台牵头组织的7家省会城市电视台广告经营负责人在南京齐聚一堂，共话发展，并组建了广告经营联盟。 据介绍，这7家省会城市电视台分别为南京、杭州、成都、广州、武汉、西安和沈阳，其广告创收总量在我国城市电视台中均位居前列。 为进一步探讨省会城市电视台面临的问题，拓展城市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7家电视台一致同意组建广告经营联盟，并发表了联盟宣言：决定在广告经营合作中互利互惠、精诚合作，共同抵制虚假信息，联合谈判，互相代理本地广告品牌，对普遍认为信誉差、资信不好的客户进行联合抵制。（南京报业网 雪刚） 小编感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约好了的，同一天成立两个广告联盟。虽然一个是电视台针对广告客户，一个是针对保护广告创意的，但其实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大家团结起来更好的规范广告市场，减少由于广告问题而带来的纠纷。

中、美、欧三大阵营各自控制一套3G国际标准的核心专利，不管谁来生产多模手机都将承担高昂的专利成本，产品上市后的高售价自然压缩其生存空间。 如果你看好一款3G手机却不能得到手机卡的网络支持，你会怎么办？如果你想换一个3G运营商，但同时必须连手机一起换掉，你将如何选择？随着3G时代临近，许多用户在选购3G手机时发现，这样的尴尬正悄悄向我们走来。 在2G时代，中国市场基本上是GSM标准一统天下，所以对于用户来说基本上不用考虑手机制式的问题。然而，那种随便买一个手机插上卡就可以打电话的时代即将被3G技术终结。手机用户将面临鱼和熊掌的选择考验。 3G时代用户面临选手机难题 在北京一家外企上班的马鸿宾最近花2500元淘到一部已经在欧洲上市的诺基亚3G手机E65，但买回来一看其只支持WCDMA制式，而他现在是中国移动的用户，将来只能使用TD－SCDMA制式。对于他来说，要么换卡转网，要么再换手机成了享受3G服务前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 马鸿宾的尴尬并不是特例。随着三种制式的3G网络在中国全面铺开，越来越多的用户将感受到手机与网络难以兼得的烦恼。 3G牌照正式发放确定了未来中国3G市场的三元化格局，即中国移动采用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TD－SCDMA，中国电信采用美国提出的CDMA2000，而中国联通(600050,股吧)采用欧洲提出的WCDMA。纵观全球3G市场，欧洲正全面建设WCDMA，美国、韩国全部是CDMA2000，日本是两种都有，同时启用三个标准的目前就是中国。 通信专家项立刚说，就像拿着美国市场的CDMA2000手机到欧洲用不了，欧洲的用户也无法漫游到美国一样，中国同时建设三张不同标准的3G网络，用户要从一个运营商换到另一个运营商时就必须换手机，因为一种制式的手机无法在另一种制式的网络中使用。 记者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营业厅了解到，目前接受试商用的TD手机以及将来可以直接升级到CDMA2000的手机，都只能在一种制式下使用。 3G时代，已经拥有七成中国手机用户的中国移动将提供中国本土提出的TD标准，而原先在2G时代已经处于市场主流的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几家品牌手机厂商在此领域都不具有明显优势。 目前，在全球市场中，三星和诺基亚分别是CDMA2000和WCDMA两大阵营的主力厂商，由于网络建设时间早，两大品牌的3G终端产品都已经相当丰富。而中国移动提供的TD标准试用机则以联想、宇龙、海信等中国本土手机品牌为主，不仅数量有限，品牌影响力也还有一个提升的过程。对于大多数中国移动用户来说，未来在网络与机型之间取舍，着实要费一番思量。 三强鼎立是否有兼容手机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在2G时代，中国市场上出现过一些兼容GSM和CDMA两种制式的双模手机。从技术上看，在3G时代设计生产三种制式之间相互兼容的多模手机也并不是不可能，但这一发展方向至少面临着运营商和专利成本两大障碍。 首先，3G时代的电信服务已经完全脱离了语音服务的框框，3G网络海量的数据交换能力赋予运营商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巨大业务空间。多样、差异化的服务将成为运营商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 记者在一家中国电信营业厅看到，针对189号段“天翼”互联网手机，柜台里摆满了各式三星定制手机。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定制手机支持运营商针对“天翼”品牌的特殊服务，而市面上销售的其他同一制式的手机就会缺少很多个性化服务。 可以想见的是，3G时代的运营商将更多地通过定制手机的方式抢占产业链龙头地位。近期中国移动推出“G3”标识，运作其3G业务，以及中国电信打造“天翼”互联网手机都可以视为运营商掌控手机功能演进主导权的信号。而强调个******务的运营商很难有足够动力去推进跨网兼容的多模手机。 其次，多模手机必然带来高成本。对于一个完整的通信技术而言，每一个绕不过去的专利都是核心专利，任何一个厂家生产不具有核心专利的产品就意味着要付出昂贵的专利授权费。 电信专家李进良指出，在3G技术领域，WCDMA标准的核心专利60％由欧洲的诺基亚和爱立信占有，CDMA2000则是美国的高通公司占了大部分，而TD－SCDMA的核心专利90％都掌握在中国的TD－SCDMA产业联盟手中，其中大唐占了70％以上。中、美、欧三大阵营各自控制一套3G国际标准的核心专利，不管谁来生产多模手机都将承担高昂的专利成本，产品上市后的高售价自然压缩其生存空间。 TD会不会输在终端上？ 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同时发放三张3G牌照，给中国市场的3G较量造成了更多变数。三大标准到底谁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则要纵观技术、网络、市场等多方因素。对于中国本土的TD标准来说，最明显的不足就是产业链不够成熟，主要体现之一就是终端能力不够强。 项立刚认为，相对而言，中国联通采用的WCDMA和中国电信采用的CDMA2000，在国外市场的终端款式都比较多，也比较成熟，高质量的手机不少。中国移动的TD－SCDMA终端现在面临的压力最大。但是，对于TD来说，并不是没有好手机。 　 不少专家认为，TD标准不只是一个中国的标准，而是国际电联正式批准的国际三大主流标准之一，标准本身是公开的。现在不但是中国制造商在做，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摩托罗拉、三星等等国际移动通信著名企业都加入了TD行列，都在和中国公司合资，说明中国巨大的市场地位对全球3G市场已经具有重要影响力，我们应该对TD抱有充分信心。　 项立刚认为，未来随着手机生产的大牌企业加入，以及市场淘汰机制的形成，通过优胜劣汰的过程，一定会有高品质的TD手机在市场留下来，但是这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

“牛”年到。不论是广告公司还是广告主，都希望这个寓意辛勤耕耘喜获丰收的吉祥生肖，能帮他们一扫金融危机的阴霾，在2009年牛起来。 2008年，扑朔迷离的传播环境、市场环境让广告公司在疲于应对的同时也愈加迷茫：曾经-奉为经典的品牌管理模型失灵了，原有的模块化品牌管理方案不得不被推翻，广告主对广告公司在特定时期灵活、快速地应对危机事件、行业变化的专业能力有了更高要求。整合传播营销方案是要更多地迎合消费者心理，还是以固守品牌文化为传播基点？广告公司在企业需求、舆论导向和消费心理的平衡中踯躅前行。 中国广告业生态调查报告进入第七个年头，作为广告业的主干，我们一直更为关注广告公司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走向，尽管往年的报告也显示出广告公司和广告主、媒体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矛盾关系，但是，在2008年的报告中，我们非常清晰地捕捉到这样一个信息：广告公司提供的服务与广告主的需求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鸿沟，广告公司不仅在实践上跟不上广告主的市场节拍，更在服务理念上与广告主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偏差。 广告主的生存之本在市场，广告公司的生存之源在广告主，这本是广告业生态环境中最为清晰的一条生态链。 然而，这条生态链却发生了扭曲。 以往，广告公司在究竟是广告主还是媒体主导广告行业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分歧，面对媒体资源稀缺的传播环境，广告公司和广告主把广告活动的重心偏向了具有垄断性资源的强势媒体。 然而，这一切在2008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往情深的广告公司突然发现自己被“闪”到了一边，越来越多的媒体不再需要“代理”，直接与广告主联姻。广告公司传统的主流服务模式受到广告主的严重质疑。这样的鸿沟和偏差，如果再不引起广告公司的注意，任其扩大，足以致命。 既然传统的经验已不再有效，改变就是最好的选择。面对瞬息即变的市场环境、面对庞杂混乱的传播环境，企业家更希望广告公司能加强市场研究和数据分析能力，更希望广告公司能运用新媒体技术拓宽整合营销传播能力，从代理服务型向管理顾问型转变。 我们不能不承认，经过多年的市场拼杀，土生土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们，对市场反应更为敏锐，对品牌管理更为熟悉，填补这条鸿沟的最好办法，就是广告公司的綷-营者们伏下身子，踏踏实实地向企业家学习，尽快弥补广告公司那块足以致命的“短板”。 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中国经济遭遇“冬天”。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广告业还是处在上升势头。调查显示，上半年，广告营业额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从0.44亿增长到了0.94亿人民币。奥运经济大大推动了中国广告行业，61.3%的受访者感受到了增长，经历了增长的广告公司平均增长率为14.2%。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增幅高出平均值近一倍。 只有在退潮时才能看到究竟是谁在裸泳。面对资本的“断供”，现在的新媒体不得不挤掉泡沫，通过相互并购寻求出路。不过，新媒体能否真正活下来恐怕还需经受得住广告传播规律的检验。 信心对于广告这个智力型行业而言，比资金和资源更重要。调查显示，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地挫伤了广告公司对2009年的预期信心，这让我们忧心忡忡。传统业务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市场和客户没有新的广告需求。面对危机，消极主义者眼里是冬天的萧瑟与凄凉；乐观主义者眼里是冰雪覆盖下孕育的勃勃生机。 金融危机不可能片刻即逝，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然而，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我们要说，消极悲观的负面情绪是不符合行业发展现状的，只会把整个行业和广告公司引入歧途。因此，我们更希望，广告公司能从这个报告里，感受到更多的信心、勇气和鼓舞，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危机就包含机遇的意思。应对得力，挑战可以转变为机遇。” 2009年的新春佳节来得早。在这个早春的日子里，我们建议，广告公司尤其应该积极地从改变自身开始，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与广告主齐心协力，共同寻找更加实效、经济的抵御寒流之策。在我们看来，广告公司理应成为欣欣向荣的报春花，尽早唤醒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行业看到正在解冻的冰川、正在开封的大地，提早为新一轮的春播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祝福，2009年，能有更多的广告公司逆风飞扬，牛气冲天，越飞越高。

Web2.0是相对于Web1.0的概念，也即是第二代互联网。相对于Web1.0，Web2.0种种工具，可以归纳为两个特征：“众包以及社交网络。实现的具体技术手段有博客、RSS、Wik i、Tag等，采用xm l、Ajax等语言代替传统的Htm l语言。 这两个基本概念相比web1.0更加直接击中了传统报纸的软肋。传统报纸强调编辑中心制，从编辑的概念出发，主导先行。在平面媒体中，编辑与读者的互动只能通过信件方式体现，无法保证即时性，更不用说用户之间的彼此交流。Web1.0仍然坚持了编辑中心制，像雅虎、新浪等门户网站仍然全面依赖自身的编辑来实现内容的呈现，不过相比传统报纸，它增加了一些即时的反馈功能，比如通过BBS论坛等方式实现互动,建立社会网络，但这种互动比较单线，形式也比较单一。 Web2.0的“众包”概念无疑是革命性的，它将内容的主导权从网站编辑手里分离出来，几乎完全依赖于用户自觉不自觉的贡献。网站大量使用“用户生产内容”（User-g eneratedonten t，UGC），受众在网上发布的内容，透过报业网站这个互动平台得到广泛传播。 传统媒体的资讯来源限于报纸的记者，“众包”提供了鲜活的资讯，网络报纸也为受众提供传播渠道，Web2.0型的小型网站因之飞跃发展，拥有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用户的可能。像在中国非常流行的读书网站“豆瓣”（www.douban.c om），其工作人员只有9人，但注册用户已近百万。更不用说像YouTub e这样的世界著名Web2.0网站。 在Web2.0时代，用户互动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衍生了大量的社交网络网站。这些网站几乎全面模拟了人在真实世界里的社交网络，又在网络平台上扩展了新的社交功能。以Fa c eBo ok、MySpace为代表的社交型网站几乎在网上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FaceBo ok让每个用户创建自己的档案，在上面更新自己日常的生活，并利用“六度人际空间”的概念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网上社会链。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实现人在社会上的大部分联系功能。 在这两个概念上演化的各种网络形式，更是威力巨大。在过去的三四年间，博客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发展成一种生活方式。它对媒体行业最大的冲击在于，它直接和传统报纸抢夺作者源，越来越多的专业写手直接用博客的方式写作，他们已经开始倾向于先建设好个人的网站或者博客，然后再把作品贩卖给各家媒体，改变以往向媒体投稿完全由媒体操控的方式。而众多的社会名流，以前往往对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正式言论比较谨慎，现在也开始用博客这种个性化方式来有意无意地传递他们想要表达的信息。更不要说广大的“草根”博客了，他们中经常涌现出一些“草根英雄”，成为大众和媒体的新宠儿。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报纸已经非常被动，往往需要从博客网站上获取文章和消息来源（尽管部分消息来源并不足够安全），原来的供求关系已经开始颠倒。 同样的，在视频领域，播客的流行以及YouTub e等播客门户的出现，全面挑战了电视台至高无上的权威。比起那些制作费高昂而又冗长难耐的电视节目来说，短小精悍且快捷方便的流媒体（stream media）更受人欢迎。而用户的DIY制作和上传视频，更加打破了电视节目的神秘感，使每个人都可以当上主播或者制片人。电视引进新科技较快，平面媒体应引以为鉴。 在资讯科技颠覆一切的时代，传统报纸是坐以待毙，还是转型为网络上自为的个体，在多媒体世界中建立独特的一席位？是拥抱社会媒体，还是继续关门作业？网络为报纸媒体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正在呼唤我们的想象，去进行积极的探索。

详细梳理三鹿庭审司法材料，从三鹿贪婪蒙昧的高管团队到恒天然的放纵，一幅百亿级企业一朝崩塌的完整图景得以呈现。其中留给中国商界的反思，远未终结曾经位居中国奶业三强之一的三鹿集团，终于要作彻底告别。伴随三鹿即将破产的消息，三鹿前董事长田文华也在2008年最后一天走上了法庭。同时出庭的，还有三鹿集团原副总经理王玉良、杭志奇，三鹿集团原奶事业部部长吴聚生等。这次全国聚焦的庭审，勾勒出了一个年销售额达100多亿元的庞然大物，在最高潮时刻突然崩塌的大致路径。

2月17日，百度宣布将在2009年回购2亿美元的美国存托股。这是继在海外上市的盛大、网易、腾讯、新浪等公司回购后又一家现金流充沛的互联网企业所作出的回购措施。据初步统计，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回购股票总额已超过10亿美元。这在互联网评论人士刘兴亮看来，互联网巨头是因为对中国互联网业的前途充满信心，才会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回购股票行动。 巨头回购总额已超10亿美元 12月17日，百度宣布，该公司在12月16日召开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在2009年年底前回购最多2亿美元的美国存托股。美国时间12月11日，新浪宣布公司董事会批准在未来12个月内回购总额最高达1亿美元的新浪普通股，回购将通过公开市场收购或场外协商交易等方式进行。 12月15日，腾讯申报回购17．98万股公司股票，这已经是腾讯第二次申报回购股票。12月1日，腾讯申报回购11．3万股公司股票，涉资482万港元。同样在12月15日，阿里巴巴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阿里巴巴回购股票80万股，总金额约434万港元。阿里巴巴曾于11月11日获董事会批准一项回购总值达20亿港元的公司股份回购计划。 上述企业宣布的回购计划，加上9、10月在香港联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一批企业将进行的回购，初步统计中国互联网企业目前的回购总额已超过10亿美元。 刘兴亮对记者表示，由于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上述公司的股票或多或少都显出了颓势，这次大规模的回购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力挽股价颓势，通过传递公司的信息以稳定公司的股价；其次是为了加强市值管理。这也是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市值信号，有意识和主动地运用多种科学、合法的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大化和价值经营最优化的战略管理行为；第三是为了“取悦”机构投资者、为未来再融资做铺垫；第四是在特殊时期打造公司负责任的形象；第五，回购股票可以减少流通股份，提高公司每股资产盈利能力，从而缓解在股价超跌时来自机构投资者的压力。 互联网广告前景诱人 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于今年10月发布报告预测，中国互联网广告在2009年的增幅将达到40％，市场规模也将增至52亿美元。易观国际分析师李智指出，2007年国内互联网广告规模只有131亿元，仅占整个广告行业的10．6％，广告主如果需要通过缩减支出“过冬”的话，首先选择缩减的是电视广告和平面广告的支出，广告主会到性价比比较高的互联网上投放广告。 一些外媒也表示看好中国互联网广告的前景。12月1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最近几年以来，互联网广告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渐增，而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有可能进一步推动该行业的发展，原因是广告主在寻找更实惠的方式来推广自己产品，互联网广告正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知名评论人士洪波对中国互联网广告前景也抱乐观态度：“一些行业在加大互联网广告的投放，比如零售与服务、金融、快消品等。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广告主可能会收紧品牌广告的支出，转向促销型广告。价格低廉、效果可衡量的互联网广告可能更受广告主青睐。另外，由于很多出口企业转而开拓内销市场，也会增加广告主的数量。整体上看，互联网广告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中国互联网明天被看好 快速增长的网民数量和风投市场也是人们对互联网的前景充满信心的重要原因。到11月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2．9亿，中国网民中宽带接入的比例超过80％，中国已全面进入宽带网络时代。 清科集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1月30日，今年共有48只投资亚洲市场包括中国大陆　的私募股权基金成功募集资金581．25亿元，比去年全年募资额高出63．3％；风投方面也创出历史新高，前11月共有76家中外创投机构新募集110只基金，其中新增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资金额达70．81亿美元——新募基金数较去年全年增加了89．7％，新募资金较去年全年增加了29．1％；今年前11个月，中国创投市场共发生503起投资案例，较去年全年增加14．3％，投资金额则逼近40亿美元大关。 可以说，金融危机给中国互联网企业带来的商机大于危机。因为金融危机导致在华跨国IT企业趋于谨慎，在人才招募方面也变得保守，有些企业甚至暂停招聘，给中国互联网企业网罗更多更优秀人才带来良机。以网络游戏这一领先于欧美的商业模式为例，国人可以发现、采用世界领先的商业模式，获得很好的商业机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也有助于扩大内需。

“当你走在长安街上，突然看见了人民大会堂后面那个巨大的蛋形建筑，你想知道那是什么，你该怎么办?”2008年12月10日，赵科林(ColinGiles)将这个问题抛向记者。 作为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赵科林并不是第一次向外界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第一次就很快自己给出答案：“你只要拿出你的诺基亚手机，对着这个建筑物，拍下照片，手机就会自动查找网络资源，再给你带来详细的信息。” 这一幕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并非只是梦想。在赵看来，通过与移动互联网的结合，手机将变成一个几乎无所不在的工具，是一个集沟通、娱乐于一体的平台，未来，人们可以没有电脑，却不能没有手机。 这也是诺基亚正在努力的方向。2006年，诺基亚提出向移动互联网转型，并为此展开战略布局。这家一直以来以手机制造商面目示人的厂商，两年以来的互联网之路走得如何? 对此，诺基亚相关人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提醒记者：“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业曾经是木材纸浆，甚至在20年前，通信在诺基亚业务中的比例还很低。” 手机变身移动PC “目前全球有35亿手机用户，预计到明年第一季度会增长到40亿，其中有10亿是诺基亚的用户。未来，诺基亚希望再卖10亿部手机。”2008年12月2日，诺基亚CEO康培凯(Olli-PekkaKallasvuo)在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NokiaWorld2008”大会上雄心勃勃地表示。 两年之前，康培凯接过诺基亚CEO的职位，当时诺基亚已经在手机行业赫赫有名，但如何让这种优势持续下去成为他思考的方向。 康培凯提出来的解决之道是再次转型，方向是让诺基亚成为真正融合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公司。需要说明的是，这次转型并不是以抛弃手机为代价，而是利用目前在手机上的优势，迅速向移动互联网布局。 众所周知的是，诺基亚为此做了一系列加减法：一方面，把其通信设备业务与西门子通信一起合并成立了诺基亚西门子公司;另一方面，以80亿美元收购了地图和导航软件公司gate5，收购了向用户提供照片、视频等共享服务的媒体共享网站Twango，收购了移动广告公司Enpocket，以及以81亿美元收购了导航领域的地理位置服务商NAVITEQ。 诺基亚负责服务与软件的副总裁NiklasSavander表示，游戏、音乐、短信、地图、媒体是移动互联网上的五个必需的服务，而诺基亚的投资方向和资源投向也会围绕着这个方向。据介绍，截至目前，已经有35%的诺基亚用户通过手机听音乐，其游戏业务已经在130个国家推出，地图业务覆盖全球200个城市，在70%的国家拥有点对点的导航，用户达600万，而到2010年，诺基亚出货的手机中将有3亿部拥有GPS功能。 在2008年12月2日的“NokiaWorld2008”大会上，诺基亚负责市场的副总裁AnssiVanjoki在把一台台式机推上讲台后说道：“诺基亚宣布向互联网转型以来，一直致力于把手机变成移动电脑。”也就是说，与之前销售的10亿部不同，诺基亚未来将销售的10亿部手机会是融入了移动互联网的移动电脑。 什么样的手机是真正的移动电脑?AnssiVanjoki认为：首先，要有宽大的屏幕;其次，要有足够的存储空间;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上面提到的互联网服务。 手机上的社交网络 为了向移动互联网转型，诺基亚提出了ConnectingPeople(把人们连接起来)的口号，让人们JointheCommunity(加入社区)，要把互联网变成“你的互联网”，从而构建起手机上的社交网络。 一部手机一般而言只有一个人使用，这种能具体到个人的工具特性，使之更能成为社交网络的有效载体。 为了打造手机上的社交网络，2007年8月，诺基亚推出了其移动互联网门户Ovi.com。一位诺基亚人士向记者介绍，如果在Ovi上拥有一个账户，你出去旅游，将自己拍的照片通过自己的账户实时发到Ovi上，你的朋友即使在万里之外，也很快就能在电脑上欣赏你的照片。 美国分析机构ForresterResearch的分析师JulieAsk指出，社交网络成为了人们网上行为的“窝”，根据她的调查，现在有50%的人用手机拍照片，有15%的人将手机上的照片输出到电脑，而以后大家可以直接通过手机、通过移动互联网来分享它们。也就是说，手机将成为社交网络的核心，它会将Facebook、YouTube等社交网络连接起来。 JulieAsk说，全球有很多地方的人们没有PC，但他们现在已经拥有了手机，比如非洲。尽管2006年她去非洲时发现那儿和她十年前去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他们用上了手机。 不过，AnssiVanjoki说，Ovi并不是纯粹的社交网络，而是诺基亚提供给大家的一种环境，它不是排它的、惟一的，而是非常具有包容性，可以把多种应用整合在一起。在本次大会上，诺基亚发布了N97，这被认为是一个最全面的Ovi手机，整合了几乎所有的Ovi服务。 目前，Ovi正在寻求与全球各地运营商的合作，并且已经与沃达丰、Orange签订了协议，进行利润分成。 中国市场踯躅 然而，Ovi能否成为连接其它社交网络的桥梁，诺基亚能否成为移动社交网络的未来中，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觊觎移动互联网蛋糕的厂商并不在少数，并且他们也已经从不同方向冲入了这片蓝海。 “诺基亚现在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摩托罗拉和三星，而是更具有野心的移动互联网公司。”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事实上，2007年是诺基亚的移动互联网战略经受考验的一年，苹果、谷歌的出现改变了移动互联网的格局。苹果研制出了很受欢迎的手机终端iPhone，此后又推出了AppStore，让开发者可以卖软件赚钱，形成了围绕iPhone的移动互联网产业链。 如果说苹果是和诺基亚一样，是从终端进入移动互联网市场，那么浑身上下没有硬件资本的谷歌则通过开发手机操作系统成为了诺基亚的另一个劲敌。随着谷歌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的推出，以及2008年基于Android系统的手机GPhone问世，通过操作系统占领市场的战略已经逐渐奏效。截至2008年11月9日，Android旗下的开放手机联盟已经有了47家成员，涵盖了运营商、手机厂商、芯片商、软件商等许多产业链上全世界重要的厂商。 除了苹果、谷歌等企业之外，移动运营商对此也跃跃欲试。比如，中国移动通过它的“心机”订制方案，在定制的手机中捆绑中国移动本身提供的服务另外，中移动还在研制自己的操作系统，在应用层上完成对自己业务的捆绑。 “实际上，在2006年底，诺基亚拥有着最佳的机会。”上述人士表示，“当时苹果手机还没有出现，谷歌还没有推出操作系统。” “移动互联网的格局尚未确定，但诺基亚的地位相信会非常重要。”上述业内人士说。 据NiklasSavander介绍，Ovi目前已经在全球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有意思的是，“其在新兴市场的接受度更快，在成熟、发达国家市场反而慢一些”。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诺基亚的互联网战略在不同市场推进速度的差异。比如，中国是诺基亚最大的单一市场，按照常理，中国理应成为诺基亚互联网战略的重 要阵地。但是由于其在中国尚未获得互联网经营牌照，Ovi目前也就还没有中文网站。诺基亚相关负责人亦没有透露中文版的推出日期。 此外，诺基亚推崇的地图服务在中国亦无法访问。由于中国在地图方面的管理政策原因，诺基亚尚不具备在中国提供地图服务的资格，“这就像当初谷歌遇到的情况类似，由于谷歌没有地图测绘权，谷歌只能选择和高德合作，使用后者提供的电子地图”。 12月10日，诺基亚宣布其N-Gage移动游戏服务中文版正式上线。通过Web登录，国内玩家即可在线下载并体验各种最新的N-Gage手机游戏。据记者了解，这是诺基亚第一款针对于中国消费者的汉化互联网产品，稍稍补上了其互联网战略在中国市场的缺席。值得注意的是，在诺基亚的互联网战略中，其中国相关分支机构亦开始摆脱仅仅是销售队伍的形象，开始担纲起了核心研发。12月10日，诺基亚高级副总裁和诺基亚北京研究院负责人HenryTirri表示，该研究院未来的四大研究方向中有两项就是基于互联网战略的，分别为丰富情境建模和未来用户界面，前者主要负责在多种情境中来满足用户不同的需求，而后者主要是发展人机交互手段。

能够分配进中央电视台，曾经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理想。但是对于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的孙玉胜来说，这份工作似乎并没有令他欣喜。因为，当时的电视远没有现在这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做电视对于经济学出身的他来说有点“阴差阳错”。然而，“这个时期其实正是中国媒体实力大调整的前夜”，当时的孙玉胜并不知道迎接他的是一个即将步入黄金发展阶段的事业。 两三年后，电视超越广播成为第一媒体。这时尚在新闻一线奋战的孙玉胜虽然感受到了电视新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比如增加了时效性、强调了信息量，但是能够让他记忆深刻的栏目只有一个《观察思考》。1993年，孙玉胜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闻早间节目《东方时空》，随后几年间，随着《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的相继问世，孙玉胜这个名字开始与“先锋”、“改革者”、“传奇人物”联系在一起。 开荒早间时段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1992年10月，结束了充满兴奋、争论的《广东行》（一部反映广东改革开放的电视片）摄制组生活，孙玉胜带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话回到了北京。在一个洒满阳光的秋日早晨，时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交给了孙玉胜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任务：“台里决定把早间时段开发出来，已经物色了几个人，由你来牵头负责。” “早间”是什么？是露水清凉的林荫道还是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带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孙玉胜开始了对早间节目的设计。 “最初的设想是在早间新闻之后安排一个40分钟的节目重播，把央视磁带库里积攒多年的经典节目盘活。”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再受欢迎的节目过几年看价值也会减小。接着，筹备组又把节目定位在了服务性，但是这个方案再次被推翻，因为服务节目“很难产生轰动效应”。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突破是从检索当时的电视栏目还缺少什么开始的，这在后来成为创办新栏目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最终，首先确定下来的是一个新闻人物专栏，其次是关注社会的现场报道专栏，第三是生活服务专栏，第四是一个音乐电视点歌专栏。这时已经到了1992年12月，离预定的1993年3月1日的开播时间还有三个月。 接下来，人手的短缺问题马上显现出来。时间、王坚平、童宁、梁晓涛、张海潮……即使有了这些后来在电视届赫赫有名的精英加盟，早间节目依然“缺人”。孙玉胜说：“当时，事业单位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只能在编制内考虑，而大家都有自己所属的栏目，能集中起来做早间节目的人很少，能集中起来制作我们想要的节目的人更少。”于是，更多的人员物色开始瞄向台外。“办法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形势逼出来的。”从刚开始的“只是过来干活”到后来的社会公开招聘，早间时段的开发无意中也开辟了央视的第二用工制度。 《东方时空》时代 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新太阳60分》是孙玉胜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影响为早间节目最初设计的名称。然而，创意的兴奋还没有退去，时任台长杨伟光以一句“难道还有老太阳吗？”让孙玉胜的热情瞬间消失殆尽。彼时的孙玉胜对“太阳”二字情有独钟。几轮考虑后，最终，替补名称《东方时空》横空出世，开播时间也调整到了1993年5月1日。 2008年10月，谈及15年前《东方时空》的开拓性，孙玉胜最先肯定的是其对新闻现场的重视。上世纪70年代新影厂出的《新闻简报》完全就是画面加解说，没有一句现场同期声，后来的《新闻联播》、《观察思考》有了记者出镜报道，但是那时更讲究解说词和思想性，现场仍然是被忽视的。到了《东方时空》，新闻现场成为一种常态追求。“当时有一个口号叫24个小时等着你，如果有新闻线索我们24小时可以到达。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目前新闻实践强调的也无非如此。” 上世纪90年代初，MTV刚刚传入中国，为了在早间时段体现出娱乐性，《东方时空》引入了这种当时被视为最前沿的音乐形式。当年《东方时空》投资拍摄了很多MTV，比如民歌经典系列，也推出了一批新歌手。“现在KTV里还有当年我们推出的歌曲，像《阿莲》、《大中国》等都流传了下来，其中有些歌曲通过发行授权，还把投资收回来了。”对于这些广为传唱的原创作品，谈笑之间孙玉胜充满了自豪。1996年，《东方时空》千期改版，“壮士断腕”撤消了正处于颠峰时期的《音乐电视》（前身是《东方时空》金曲榜），这是《东方时空》第一次撤消一个栏目，自此后，《东方时空》早间节目“新闻杂志”的定位日益凸显。 1993年有媒体这样评价《东方时空》：“中国人最熟悉的音乐可能要数《东方时空》的片头曲以及第五套广播体操的配乐——《东方时空》使一些人早上起床要伴着电视里的晨曲洗漱了。”除了在节目内容和形态上的创新，《东方时空》在管理及运作体制上的实验也是其名噪电视界的缘由。 开播前的《东方时空》通过“承包方案”第一次提出了“要改变中国电视观众早晨不愿意打开电视的习惯。”随后，孙玉胜起草的紧急报告《关于早间节目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为《东方时空》获得了最早的启动经费——20万元，暂借。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借钱办节目，栏目开播一个月后，20万元全部还清，来源是广告收入。再后来，“以节目养节目，经费来源以广告收入为途径”的“放权”方案让《东方时空》充分体会到了广告与栏目互动的快乐，“《东方时空》连续好几年广告收入近两个亿。” 在电视圈内，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也有人说《东方时空》更像是电视界的深圳，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实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闻评论部 “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还是做了很多的探索。” “加入新闻评论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孙玉胜认为在他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期间，最令他骄傲的是提议并主持起草了这个部训，这个部训也成为新闻评论部的文化灵魂。 “前卫其实是创新的另外一个角度，首先你的思维应该站在前沿，要有创新的意识、精神和作为。其次是在节目形态上有突破。再次是对内容的取舍，要反映观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 新闻评论部曾经一度被视为中国电视改革的前沿阵地。当年这个部门诞生的一个最大动因是延续《东方时空》的示范效应，央视要在晚间《新闻联播》之后再开辟一个新闻版块。“当时这个时段有《观察与思考》、《今日世界》还有军事节目，在栏目整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创办新节目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集结人员。” 1993年12月2日，新闻评论部正式成立。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开播。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72小时直播。1999年，澳门回归48小时直播。1999年，国庆50周年直播…… 在采访中，孙玉胜一再提及这些节目的实验性特征，它们为后来很多新节目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标本。“因为在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做了很多探索。” 2008年初，央视新闻中心进行改革，对下设的九个部门进行资源整合，整合过后，新闻评论部不复存在，“大编辑部”意识和直播力度则在央视新闻频道得以强化。 “那么，如何评价新闻评论部？”记者问。 孙玉胜对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回避，停顿片刻后，他回答：“不管这个部门存在还是消亡，它的部门文化不应该消失。创新的意识、前卫的意识、对人命运的关注应该传承下来，融入其中会有创作的激情。” 2000年，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开始分管央视国际三年。2003年3月，孙玉胜成为中央党校中青班第十九期学员。一年培训结束后，他兼任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总裁。2005年5月，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自此后他的名字开始与奥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于当年新闻评论部的那些“牛人”，不少依然活跃在央视的新闻舞台，尤其是那些“名嘴”们，敬一旦、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张泉灵、董倩、张宇……但凡遇到重大新闻事件，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至今无法被超越。”孙玉胜说。 “十年改革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记者问。 “第一是人。”没有犹豫，孙玉胜脱口而出。“就是集结了一些精英电视人才，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步走不出去，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电视节目。” 第二是体制。发源于《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制”、“主持人制”、“第二用工制度”等为央视乃至中国电视界探索出了一种崭新的管理机制与运作模式。 第三是文化。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样的文化能得到弘扬，什么样的行为要得到遏制，营造一种正气、平等、理想、真诚等“与理想者相对称的氛围”。 第四是平衡。舆论监督类报道怎样才能既要生存、安全，不给政府添乱，又能有效行使监督的职能？孙玉胜说，这种平衡其实指新闻节目要“跟得上”，首先是作为国家电视台，央视要跟得上中央政府的要求，第二是要跟得上新闻事件，一定要有记者出现在新闻现场。其次，新闻节目还要“放得开”，不要过于谨慎。要监督肯定有人反对，肯定会有风险，但如果总瞻前顾后，节目就不可能有锐气，就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当然“放得开”也需要“把得住”。孙玉胜说，这些年，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提供线索的人太多了，他们其中也有不少人被以各种方式报复。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节目播出后会不会给‘线人’带来伤害。”毕竟，有很多“线人”不能估计到传播的力量，电视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反映考试舞弊的节目，里面有很多人参与代考，那时有一个‘线人’举报并且接受了我们采访，最终我在审节目时把他接受采访的段落砍掉了。这个节目播出后，考试被废掉，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是谁举报了这件事情。”孙玉胜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讲述了伍德沃德与历史上最著名的“线人”、隐藏了30年多的“水门事件”背后的“深喉”。 改变语态 “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是孙玉胜在2003年写的有关央视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故事，这本书在电视界几乎人手一本，且让很多人“读之不忍释手”。白岩松曾在《十年》的读后感中写道，“无论是作为他的老部下，还是作为一个和他从未谋面的读者，翻开《十年》这本书，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无处不在的‘人’字。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孙玉胜则说，写《十年》时，副题“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让他琢磨了好几个月，等到终于想出“语态”这个词时又在担心是否有造词的嫌疑。“当时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只有涉及到语法时才有‘语态’这个词。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三贴近’首先是从叙述方式开始。” “‘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不仅仅宣扬着栏目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首先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 “关注离自己最近的事情。”在央视新闻类栏目大热的同时，地方台的民生新闻也在风生水起。孙玉胜认为，民生新闻受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关注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情，关注新闻的社会性，这其实与都市报是一类性质。都市报为什么好看，除了它关心的内容，还有它表达的方式是大众的。 中国报业一度是“大报”不火“小报”火，“小报养大报”，但是有一份报纸很特殊——《广州日报》，这本是一份广州市委机关报，但是它的发行量很大，且80%是老百姓自己花钱购买。这份报纸无论是排版，还是标题，还是新闻的取舍，还是语言表达，都是都市化的，但又没有陷入“小报”的猎奇。“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和‘语态’二字密切相关。”孙玉胜说。 未来电视 “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突破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 “现在的电视新闻一直在向新闻事件和深度报道两个方向推进。”孙玉胜表示，这几年新闻事件的报道变化较大，包括过去一直视为“禁区”的疫情、涉及到重要民生的公共卫生领域。“发，还是不发？从2003年的非典，2008的地震，再到最近的奶粉事件，都证明了媒体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 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开始。五年来，新闻频道经历了五次大的改版，直播逐渐常态化、系统化、立体化。“这当然是电视直播未来的方向，增加新闻性、现场感，更全面、更有细节。”这是孙玉胜眼里的直播未来。此外，重要的还有对人的关注。“今年四川地震报道时，人文化的最主要体现是对生命的关切，主持人是否流泪哽咽都是次要的。神七报道时，报道的焦点自然是宇航员的点点滴滴。” “但是，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仅仅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做到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不过，孙玉胜也表示，与形态的改进相比，内容其实更重要。就像三鹿奶粉事件，最早出自《东方早报》的一篇报道，它并不存在直播。 “电视现在还是处于报道的时代。”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来说，尽管不乏评论节目，但是电视还是缺少评论。“评论是什么，评论是观点、观点，还是观点，没有观点就是报道。”不过不幸的是，真正的电视评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网络评论淹没了。而在实际操作中，电视评论也存在很多困难，“现在只能是尝试，然后缓慢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