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分配进中央电视台，曾经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理想。但是对于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的孙玉胜来说，这份工作似乎并没有令他欣喜。因为，当时的电视远没有现在这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做电视对于经济学出身的他来说有点“阴差阳错”。然而，“这个时期其实正是中国媒体实力大调整的前夜”，当时的孙玉胜并不知道迎接他的是一个即将步入黄金发展阶段的事业。 两三年后，电视超越广播成为第一媒体。这时尚在新闻一线奋战的孙玉胜虽然感受到了电视新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比如增加了时效性、强调了信息量，但是能够让他记忆深刻的栏目只有一个《观察思考》。1993年，孙玉胜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闻早间节目《东方时空》，随后几年间，随着《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的相继问世，孙玉胜这个名字开始与“先锋”、“改革者”、“传奇人物”联系在一起。 开荒早间时段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1992年10月，结束了充满兴奋、争论的《广东行》（一部反映广东改革开放的电视片）摄制组生活，孙玉胜带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话回到了北京。在一个洒满阳光的秋日早晨，时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交给了孙玉胜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任务：“台里决定把早间时段开发出来，已经物色了几个人，由你来牵头负责。” “早间”是什么？是露水清凉的林荫道还是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带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孙玉胜开始了对早间节目的设计。 “最初的设想是在早间新闻之后安排一个40分钟的节目重播，把央视磁带库里积攒多年的经典节目盘活。”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再受欢迎的节目过几年看价值也会减小。接着，筹备组又把节目定位在了服务性，但是这个方案再次被推翻，因为服务节目“很难产生轰动效应”。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突破是从检索当时的电视栏目还缺少什么开始的，这在后来成为创办新栏目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最终，首先确定下来的是一个新闻人物专栏，其次是关注社会的现场报道专栏，第三是生活服务专栏，第四是一个音乐电视点歌专栏。这时已经到了1992年12月，离预定的1993年3月1日的开播时间还有三个月。 接下来，人手的短缺问题马上显现出来。时间、王坚平、童宁、梁晓涛、张海潮……即使有了这些后来在电视届赫赫有名的精英加盟，早间节目依然“缺人”。孙玉胜说：“当时，事业单位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只能在编制内考虑，而大家都有自己所属的栏目，能集中起来做早间节目的人很少，能集中起来制作我们想要的节目的人更少。”于是，更多的人员物色开始瞄向台外。“办法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形势逼出来的。”从刚开始的“只是过来干活”到后来的社会公开招聘，早间时段的开发无意中也开辟了央视的第二用工制度。 《东方时空》时代 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新太阳60分》是孙玉胜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影响为早间节目最初设计的名称。然而，创意的兴奋还没有退去，时任台长杨伟光以一句“难道还有老太阳吗？”让孙玉胜的热情瞬间消失殆尽。彼时的孙玉胜对“太阳”二字情有独钟。几轮考虑后，最终，替补名称《东方时空》横空出世，开播时间也调整到了1993年5月1日。 2008年10月，谈及15年前《东方时空》的开拓性，孙玉胜最先肯定的是其对新闻现场的重视。上世纪70年代新影厂出的《新闻简报》完全就是画面加解说，没有一句现场同期声，后来的《新闻联播》、《观察思考》有了记者出镜报道，但是那时更讲究解说词和思想性，现场仍然是被忽视的。到了《东方时空》，新闻现场成为一种常态追求。“当时有一个口号叫24个小时等着你，如果有新闻线索我们24小时可以到达。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目前新闻实践强调的也无非如此。” 上世纪90年代初，MTV刚刚传入中国，为了在早间时段体现出娱乐性，《东方时空》引入了这种当时被视为最前沿的音乐形式。当年《东方时空》投资拍摄了很多MTV，比如民歌经典系列，也推出了一批新歌手。“现在KTV里还有当年我们推出的歌曲，像《阿莲》、《大中国》等都流传了下来，其中有些歌曲通过发行授权，还把投资收回来了。”对于这些广为传唱的原创作品，谈笑之间孙玉胜充满了自豪。1996年，《东方时空》千期改版，“壮士断腕”撤消了正处于颠峰时期的《音乐电视》（前身是《东方时空》金曲榜），这是《东方时空》第一次撤消一个栏目，自此后，《东方时空》早间节目“新闻杂志”的定位日益凸显。 1993年有媒体这样评价《东方时空》：“中国人最熟悉的音乐可能要数《东方时空》的片头曲以及第五套广播体操的配乐——《东方时空》使一些人早上起床要伴着电视里的晨曲洗漱了。”除了在节目内容和形态上的创新，《东方时空》在管理及运作体制上的实验也是其名噪电视界的缘由。 开播前的《东方时空》通过“承包方案”第一次提出了“要改变中国电视观众早晨不愿意打开电视的习惯。”随后，孙玉胜起草的紧急报告《关于早间节目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为《东方时空》获得了最早的启动经费——20万元，暂借。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借钱办节目，栏目开播一个月后，20万元全部还清，来源是广告收入。再后来，“以节目养节目，经费来源以广告收入为途径”的“放权”方案让《东方时空》充分体会到了广告与栏目互动的快乐，“《东方时空》连续好几年广告收入近两个亿。” 在电视圈内，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也有人说《东方时空》更像是电视界的深圳，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实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闻评论部 “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还是做了很多的探索。” “加入新闻评论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孙玉胜认为在他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期间，最令他骄傲的是提议并主持起草了这个部训，这个部训也成为新闻评论部的文化灵魂。 “前卫其实是创新的另外一个角度，首先你的思维应该站在前沿，要有创新的意识、精神和作为。其次是在节目形态上有突破。再次是对内容的取舍，要反映观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 新闻评论部曾经一度被视为中国电视改革的前沿阵地。当年这个部门诞生的一个最大动因是延续《东方时空》的示范效应，央视要在晚间《新闻联播》之后再开辟一个新闻版块。“当时这个时段有《观察与思考》、《今日世界》还有军事节目，在栏目整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创办新节目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集结人员。” 1993年12月2日，新闻评论部正式成立。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开播。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72小时直播。1999年，澳门回归48小时直播。1999年，国庆50周年直播…… 在采访中，孙玉胜一再提及这些节目的实验性特征，它们为后来很多新节目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标本。“因为在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做了很多探索。” 2008年初，央视新闻中心进行改革，对下设的九个部门进行资源整合，整合过后，新闻评论部不复存在，“大编辑部”意识和直播力度则在央视新闻频道得以强化。 “那么，如何评价新闻评论部？”记者问。 孙玉胜对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回避，停顿片刻后，他回答：“不管这个部门存在还是消亡，它的部门文化不应该消失。创新的意识、前卫的意识、对人命运的关注应该传承下来，融入其中会有创作的激情。” 2000年，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开始分管央视国际三年。2003年3月，孙玉胜成为中央党校中青班第十九期学员。一年培训结束后，他兼任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总裁。2005年5月，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自此后他的名字开始与奥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于当年新闻评论部的那些“牛人”，不少依然活跃在央视的新闻舞台，尤其是那些“名嘴”们，敬一旦、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张泉灵、董倩、张宇……但凡遇到重大新闻事件，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至今无法被超越。”孙玉胜说。 “十年改革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记者问。 “第一是人。”没有犹豫，孙玉胜脱口而出。“就是集结了一些精英电视人才，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步走不出去，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电视节目。” 第二是体制。发源于《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制”、“主持人制”、“第二用工制度”等为央视乃至中国电视界探索出了一种崭新的管理机制与运作模式。 第三是文化。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样的文化能得到弘扬，什么样的行为要得到遏制，营造一种正气、平等、理想、真诚等“与理想者相对称的氛围”。 第四是平衡。舆论监督类报道怎样才能既要生存、安全，不给政府添乱，又能有效行使监督的职能？孙玉胜说，这种平衡其实指新闻节目要“跟得上”，首先是作为国家电视台，央视要跟得上中央政府的要求，第二是要跟得上新闻事件，一定要有记者出现在新闻现场。其次，新闻节目还要“放得开”，不要过于谨慎。要监督肯定有人反对，肯定会有风险，但如果总瞻前顾后，节目就不可能有锐气，就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当然“放得开”也需要“把得住”。孙玉胜说，这些年，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提供线索的人太多了，他们其中也有不少人被以各种方式报复。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节目播出后会不会给‘线人’带来伤害。”毕竟，有很多“线人”不能估计到传播的力量，电视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反映考试舞弊的节目，里面有很多人参与代考，那时有一个‘线人’举报并且接受了我们采访，最终我在审节目时把他接受采访的段落砍掉了。这个节目播出后，考试被废掉，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是谁举报了这件事情。”孙玉胜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讲述了伍德沃德与历史上最著名的“线人”、隐藏了30年多的“水门事件”背后的“深喉”。 改变语态 “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是孙玉胜在2003年写的有关央视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故事，这本书在电视界几乎人手一本，且让很多人“读之不忍释手”。白岩松曾在《十年》的读后感中写道，“无论是作为他的老部下，还是作为一个和他从未谋面的读者，翻开《十年》这本书，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无处不在的‘人’字。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孙玉胜则说，写《十年》时，副题“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让他琢磨了好几个月，等到终于想出“语态”这个词时又在担心是否有造词的嫌疑。“当时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只有涉及到语法时才有‘语态’这个词。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三贴近’首先是从叙述方式开始。” “‘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不仅仅宣扬着栏目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首先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 “关注离自己最近的事情。”在央视新闻类栏目大热的同时，地方台的民生新闻也在风生水起。孙玉胜认为，民生新闻受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关注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情，关注新闻的社会性，这其实与都市报是一类性质。都市报为什么好看，除了它关心的内容，还有它表达的方式是大众的。 中国报业一度是“大报”不火“小报”火，“小报养大报”，但是有一份报纸很特殊——《广州日报》，这本是一份广州市委机关报，但是它的发行量很大，且80%是老百姓自己花钱购买。这份报纸无论是排版，还是标题，还是新闻的取舍，还是语言表达，都是都市化的，但又没有陷入“小报”的猎奇。“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和‘语态’二字密切相关。”孙玉胜说。 未来电视 “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突破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 “现在的电视新闻一直在向新闻事件和深度报道两个方向推进。”孙玉胜表示，这几年新闻事件的报道变化较大，包括过去一直视为“禁区”的疫情、涉及到重要民生的公共卫生领域。“发，还是不发？从2003年的非典，2008的地震，再到最近的奶粉事件，都证明了媒体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 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开始。五年来，新闻频道经历了五次大的改版，直播逐渐常态化、系统化、立体化。“这当然是电视直播未来的方向，增加新闻性、现场感，更全面、更有细节。”这是孙玉胜眼里的直播未来。此外，重要的还有对人的关注。“今年四川地震报道时，人文化的最主要体现是对生命的关切，主持人是否流泪哽咽都是次要的。神七报道时，报道的焦点自然是宇航员的点点滴滴。” “但是，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仅仅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做到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不过，孙玉胜也表示，与形态的改进相比，内容其实更重要。就像三鹿奶粉事件，最早出自《东方早报》的一篇报道，它并不存在直播。 “电视现在还是处于报道的时代。”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来说，尽管不乏评论节目，但是电视还是缺少评论。“评论是什么，评论是观点、观点，还是观点，没有观点就是报道。”不过不幸的是，真正的电视评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网络评论淹没了。而在实际操作中，电视评论也存在很多困难，“现在只能是尝试，然后缓慢地推进。”

促销卖楼便是当下房市广告的重中之重，而现在地产广告界的唯一诉求点就是“价格”。但是如何能把这样一句大白话说得更好听、更漂亮，这便是当下最热闹的价格广告大战。 《羊城晚报》就表示，地产广告想要避免同质化，在同一批广告中脱颖而出，而达到吸引买家的效果，的确需要多广告人费尽心思，各显神通。 于是人们终于可以看到，原来价格文章也可以这样地丰富，这样地五花八门。真可谓是一场登峰造极的“价格”大战。 “抢”眼球：要求发布在最醒目的地方 现象一：低首付，将首付数字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甚至广告上只有一个数字，这成为当下房市广告的最流行。 现象二：将首付、月供数字以及可购买的户型大小一目了然放在广告的最显眼处，提醒买家“租房不如买房”，尽快入市。 专业人语：这种广告的好处是直白。诉求点直接。在当下的价格文章中占到主流的地位。只是值得注意的是：假如用得过滥，又不是足够有着数的话，买家也会很快对这种广告失去冲动和兴趣。 现实派：做特价表、只关注目标客户 现象一：将一溜的价格表、促销表做成广告，各项要素清晰明了。有些楼盘干脆将销控表做成广告，上面划了一条条的“红叉叉”，原价与优惠价形成强烈对比。 现象二：广告只做给目标客户看，针对性很强。比如有广告便写“欢迎公务员团购优惠”，目标客户指向理财预期最为稳定的公务员群体。 专业人语：现实派做法对目标客户有效。假如是关注该楼盘的买家，则会非常仔细研究广告内文和促销表价格，以决定入市与否。而就目前而言，购房人群确实越来越狭窄。合富的研究报告认为，目前入市欲望最强烈的群体为教师、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理财预期最为稳定、收入最有保障的群体。正是如此，广告针对这部分人说话也是有的放矢。 震撼派：回到2000年，15年一遇 现象一：“回到2000年价格”——雅居乐凯茵新城就直接打出这样的广告语，以“成本价”提出了一个确实足够震撼的价格话题，“2000年的价格，足够见底了吧!” 现象二：“15年一遇”重大购房优惠、“终极优惠”、“8级风暴”……这些夸张的字眼，时不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确实足够震撼人心，有价格战一触即发的味道。专业人语：广告便是夸张的代名词，在价格文章做到没办法做的地步时，怎么说话能吓到人就尽管来吧。在震撼派的足够夸张的广告话语中，折射出发展商极为急切的降价心理。而说到底，不管你是“黑猫白猫”，能抓到客户心理的便是“好猫”了。

2月17日，百度宣布将在2009年回购2亿美元的美国存托股。这是继在海外上市的盛大、网易、腾讯、新浪等公司回购后又一家现金流充沛的互联网企业所作出的回购措施。据初步统计，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回购股票总额已超过10亿美元。这在互联网评论人士刘兴亮看来，互联网巨头是因为对中国互联网业的前途充满信心，才会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回购股票行动。 巨头回购总额已超10亿美元 12月17日，百度宣布，该公司在12月16日召开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在2009年年底前回购最多2亿美元的美国存托股。美国时间12月11日，新浪宣布公司董事会批准在未来12个月内回购总额最高达1亿美元的新浪普通股，回购将通过公开市场收购或场外协商交易等方式进行。 12月15日，腾讯申报回购17．98万股公司股票，这已经是腾讯第二次申报回购股票。12月1日，腾讯申报回购11．3万股公司股票，涉资482万港元。同样在12月15日，阿里巴巴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阿里巴巴回购股票80万股，总金额约434万港元。阿里巴巴曾于11月11日获董事会批准一项回购总值达20亿港元的公司股份回购计划。 上述企业宣布的回购计划，加上9、10月在香港联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一批企业将进行的回购，初步统计中国互联网企业目前的回购总额已超过10亿美元。 刘兴亮对记者表示，由于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上述公司的股票或多或少都显出了颓势，这次大规模的回购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力挽股价颓势，通过传递公司的信息以稳定公司的股价；其次是为了加强市值管理。这也是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市值信号，有意识和主动地运用多种科学、合法的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大化和价值经营最优化的战略管理行为；第三是为了“取悦”机构投资者、为未来再融资做铺垫；第四是在特殊时期打造公司负责任的形象；第五，回购股票可以减少流通股份，提高公司每股资产盈利能力，从而缓解在股价超跌时来自机构投资者的压力。 互联网广告前景诱人 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于今年10月发布报告预测，中国互联网广告在2009年的增幅将达到40％，市场规模也将增至52亿美元。易观国际分析师李智指出，2007年国内互联网广告规模只有131亿元，仅占整个广告行业的10．6％，广告主如果需要通过缩减支出“过冬”的话，首先选择缩减的是电视广告和平面广告的支出，广告主会到性价比比较高的互联网上投放广告。 一些外媒也表示看好中国互联网广告的前景。12月1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最近几年以来，互联网广告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渐增，而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有可能进一步推动该行业的发展，原因是广告主在寻找更实惠的方式来推广自己产品，互联网广告正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知名评论人士洪波对中国互联网广告前景也抱乐观态度：“一些行业在加大互联网广告的投放，比如零售与服务、金融、快消品等。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广告主可能会收紧品牌广告的支出，转向促销型广告。价格低廉、效果可衡量的互联网广告可能更受广告主青睐。另外，由于很多出口企业转而开拓内销市场，也会增加广告主的数量。整体上看，互联网广告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中国互联网明天被看好 快速增长的网民数量和风投市场也是人们对互联网的前景充满信心的重要原因。到11月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2．9亿，中国网民中宽带接入的比例超过80％，中国已全面进入宽带网络时代。 清科集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1月30日，今年共有48只投资亚洲市场包括中国大陆　的私募股权基金成功募集资金581．25亿元，比去年全年募资额高出63．3％；风投方面也创出历史新高，前11月共有76家中外创投机构新募集110只基金，其中新增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资金额达70．81亿美元——新募基金数较去年全年增加了89．7％，新募资金较去年全年增加了29．1％；今年前11个月，中国创投市场共发生503起投资案例，较去年全年增加14．3％，投资金额则逼近40亿美元大关。 可以说，金融危机给中国互联网企业带来的商机大于危机。因为金融危机导致在华跨国IT企业趋于谨慎，在人才招募方面也变得保守，有些企业甚至暂停招聘，给中国互联网企业网罗更多更优秀人才带来良机。以网络游戏这一领先于欧美的商业模式为例，国人可以发现、采用世界领先的商业模式，获得很好的商业机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也有助于扩大内需。

受到全球经济减速的波及，网络广告的增速有所放缓，但这也给了网络广告重塑格局的机会。有数据表明，网络广告的发展目前已进入到了品牌营销阶段。 受到全球经济减速的波及，网络广告的增速有所放缓，但这也给了网络广告重塑格局的机会。有数据表明，网络广告的发展目前已进入到了品牌营销阶段。 网络广告增长率为29.8% 2008年中国网络广告整体市场规模增长至119亿元人民币(不含搜索引擎关键字广告)，较2007年增长54.9%，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奥运为互联网企业的广告收入贡献较大，品牌广告主对网络广告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各类视频网站在营销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2009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会受到互联网用户增长速度加快、网络广告成本进一步降低等利好因素的促进，不过，受到全球经济减速的波及，2009年的网络广告营收规模会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达到154.5亿元，相对于2008年的增长率预计为29.8%。 新媒体有可能逆市上行 对于不被看好的2009年，业内厂商有着相同的看法。游戏内置广告商壁虎科技CEO李柳军表示，经济寒冬可能对传统媒体来说是个打击，但对于新媒体而言则有可能是机遇。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情形下，广告主会大幅削减广告投放。“当广告主广告预算被大幅削减时，它首先会砍掉电视、报纸等占大头的传统媒体广告。” 悠视网CEO李竹也认为，从昂贵的电视和平面媒体减下来的部分广告预算会投向有替代性的网络视频。同时，广告主对营销效果的注重，导致广告投放更加倾向于细分群体，受众层次明确的营销价值得以显现。 网络广告正进入品牌营销 一直以来，网络广告一直为广告主所诟病的就是其展现效果的单一。传统的网络广告以广告联盟为代表的文字链接、图片链接等长尾型效果广告为主，受众不清，主要目的是刺激消费而对品牌的提升无太大帮助。 而随着网络视频这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网络广告市场。广告业内人士表示，附着于视频上的网络广告类似于传统媒体中的电视广告，目的在于树立品牌形象，将会是品牌广告主的主投方向，而提高广告的展现效果，无疑会加大对广告主的吸引力。

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能分享奥运“蛋糕”，后奥运时代，广告公司更为关注“体育营销”、“公益营销”。 　58.9%的广告公司认为奥运会使得中国广告总体投入增加，认为减少的广告公司也占到了三成多。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认可“奥运效应”，广告公司对待奥运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在这场盛宴中，能够搭上“奥运”号的广告公司自然是最大的赢家，但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能分享到奥运的“蛋糕”，更多的公司在奥运中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双方态度泾渭分明。 　广告公司对待奥运态度泾渭分明 　一类广告公司极力推崇奥运会对品牌营销传播的价值。此类公司有两种，一是客户中有奥运赞助商的广告公司，二是服务普通客户的广告公司。 　服务奥运赞助商的广告公司是本次奥运营销的大赢家。正如广告公司所乐见的，诸多企业为了利用奥运的大好时机宣传自己的产品，不惜成本大做广告。据胜三公司估算，奥运赞助商的广告支出达2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由于赞助商的“烧钱”行为，为之服务的广告公司当然跟着受益。而对于奥运营销倾注的心血也很大，从如何成为奥运会赞助商到成为奥运会赞助商之后的具体战略，不少公司甚至在几年前就开始为客户出谋划策。 　与此同时，服务普通客户的广告公司也想淘得一桶奥运金，因此它们极力帮助无力跳过奥运赞助这一高门槛的企业打起奥运“擦边球”，利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概念达到提升品牌的效果。虽然奥运隐性广告遭到封杀，但广告公司早有准备，新花样不断上演。 　另一类广告公司对奥运的态度相对冷静。大部分此类公司的客户中没有奥运赞助商。或者是因为客户品牌与奥运营销并不匹配，或者是受到自己业务规模、能力的限制，它们并没有盲目地去追求“奥运”效应，态度自然会相对冷静。北京维传縗-普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奕认为：“传播的效果所看的是声音减掉噪音后还剩多少。借力奥运的确可以发出更大的声音，但人人都试图发出最大的声音时，也就意味着有更强的噪音，发声的结果也就难以判断。”

在中国南方报纸《广州日报》的头版上，看不到金融危机的影子。上面是一篇有关当地拳击冠军柳海龙的八卦故事，旁边是一幅柳海龙格斗姿势的巨幅图片和中国电信的一则广告。 随着全球经济步入衰退，广告业专家认为，报纸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但这似乎并不适用于这家中国最大的都市报纸。 中国广告协会(CAA)报刊委员会主任梁勤俭表示：“在危机中，强者甚至会变得更强。那些已成功转型为以商业为导向、同时读者群数量仍在上升的都市报纸将是赢家，对《广州日报》来说尤其如此。” 上述乐观评价源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急剧下滑，但没人预计中国经济会出现停滞，甚至步入衰退。其结果是，迄今为止广告业整体支出仍保持稳定，明年将继续增长。 法国阳狮集团(Publicis)旗下的媒体广告投放部门实力传播(ZenithOptimedia)预计，2009年全球广告支出将下降0.2%，其中北美市场将收缩5.7%，但预计中国市场的广告支出仍将增长13%。 这将与2008年的水平持平，甚至更高。根据CTR媒介智讯(CTRMediaIntelligence)提供的数据，2008年前10个月，中国的广告收入同比增长14.7%，预计全年的增长率将达到12%。CTR媒介智讯是与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合作的一家广告市场研究公司；中央电视台是中国主要的国家电视台，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广告销售商（以收入计）。 2008年报纸的广告收入非常丰厚，前10个月增长逾20%。 尽管2009年不太可能维系这种增长，但业内高管预计，房地产或汽车等遭受重创行业减少的广告收入，将会被销售低价消费品公司的新广告收入替代。 梁勤俭表示：“来自化妆品、医药、保险和电器商品的新广告收入将弥补那些减少的收入。” 花旗集团(Citigroup)分析师詹森•布鲁斯奇科(JasonBrueschke)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许多跨国公司把中国视为2009年相对更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许多中国国内的公司认为，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同等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布鲁斯奇科还指出，中国增长迅速的城市中产阶级是让他感到乐观的另一个原因。 许多中国公司努力创建自有品牌，这也推动了广告支出。 上月，中国中央电视台2009年黄金广告时段拍卖创下纪录，已清楚地显示出了这种趋势。 分析师认为，由于中国中央电视台在电视广告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它可能受益于此次危机，因为被迫削减支出的广告客户更重视可以确保获得最大曝光度的媒体。 报纸广告市场也是如此，《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等官方报纸对广告客户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它们的发行是受国有企业和党政部门的需求推动的。 但都市报纸，尤其是中国南方的都市报，在过去10年里进行了根本转型。编辑们在选题时，首先考虑的是市场，而不是宣传部门官员的指示。

中、美、欧三大阵营各自控制一套3G国际标准的核心专利，不管谁来生产多模手机都将承担高昂的专利成本，产品上市后的高售价自然压缩其生存空间。 如果你看好一款3G手机却不能得到手机卡的网络支持，你会怎么办？如果你想换一个3G运营商，但同时必须连手机一起换掉，你将如何选择？随着3G时代临近，许多用户在选购3G手机时发现，这样的尴尬正悄悄向我们走来。 在2G时代，中国市场基本上是GSM标准一统天下，所以对于用户来说基本上不用考虑手机制式的问题。然而，那种随便买一个手机插上卡就可以打电话的时代即将被3G技术终结。手机用户将面临鱼和熊掌的选择考验。 3G时代用户面临选手机难题 在北京一家外企上班的马鸿宾最近花2500元淘到一部已经在欧洲上市的诺基亚3G手机E65，但买回来一看其只支持WCDMA制式，而他现在是中国移动的用户，将来只能使用TD－SCDMA制式。对于他来说，要么换卡转网，要么再换手机成了享受3G服务前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 马鸿宾的尴尬并不是特例。随着三种制式的3G网络在中国全面铺开，越来越多的用户将感受到手机与网络难以兼得的烦恼。 3G牌照正式发放确定了未来中国3G市场的三元化格局，即中国移动采用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TD－SCDMA，中国电信采用美国提出的CDMA2000，而中国联通(600050,股吧)采用欧洲提出的WCDMA。纵观全球3G市场，欧洲正全面建设WCDMA，美国、韩国全部是CDMA2000，日本是两种都有，同时启用三个标准的目前就是中国。 通信专家项立刚说，就像拿着美国市场的CDMA2000手机到欧洲用不了，欧洲的用户也无法漫游到美国一样，中国同时建设三张不同标准的3G网络，用户要从一个运营商换到另一个运营商时就必须换手机，因为一种制式的手机无法在另一种制式的网络中使用。 记者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营业厅了解到，目前接受试商用的TD手机以及将来可以直接升级到CDMA2000的手机，都只能在一种制式下使用。 3G时代，已经拥有七成中国手机用户的中国移动将提供中国本土提出的TD标准，而原先在2G时代已经处于市场主流的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几家品牌手机厂商在此领域都不具有明显优势。 目前，在全球市场中，三星和诺基亚分别是CDMA2000和WCDMA两大阵营的主力厂商，由于网络建设时间早，两大品牌的3G终端产品都已经相当丰富。而中国移动提供的TD标准试用机则以联想、宇龙、海信等中国本土手机品牌为主，不仅数量有限，品牌影响力也还有一个提升的过程。对于大多数中国移动用户来说，未来在网络与机型之间取舍，着实要费一番思量。 三强鼎立是否有兼容手机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在2G时代，中国市场上出现过一些兼容GSM和CDMA两种制式的双模手机。从技术上看，在3G时代设计生产三种制式之间相互兼容的多模手机也并不是不可能，但这一发展方向至少面临着运营商和专利成本两大障碍。 首先，3G时代的电信服务已经完全脱离了语音服务的框框，3G网络海量的数据交换能力赋予运营商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巨大业务空间。多样、差异化的服务将成为运营商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 记者在一家中国电信营业厅看到，针对189号段“天翼”互联网手机，柜台里摆满了各式三星定制手机。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定制手机支持运营商针对“天翼”品牌的特殊服务，而市面上销售的其他同一制式的手机就会缺少很多个性化服务。 可以想见的是，3G时代的运营商将更多地通过定制手机的方式抢占产业链龙头地位。近期中国移动推出“G3”标识，运作其3G业务，以及中国电信打造“天翼”互联网手机都可以视为运营商掌控手机功能演进主导权的信号。而强调个******务的运营商很难有足够动力去推进跨网兼容的多模手机。 其次，多模手机必然带来高成本。对于一个完整的通信技术而言，每一个绕不过去的专利都是核心专利，任何一个厂家生产不具有核心专利的产品就意味着要付出昂贵的专利授权费。 电信专家李进良指出，在3G技术领域，WCDMA标准的核心专利60％由欧洲的诺基亚和爱立信占有，CDMA2000则是美国的高通公司占了大部分，而TD－SCDMA的核心专利90％都掌握在中国的TD－SCDMA产业联盟手中，其中大唐占了70％以上。中、美、欧三大阵营各自控制一套3G国际标准的核心专利，不管谁来生产多模手机都将承担高昂的专利成本，产品上市后的高售价自然压缩其生存空间。 TD会不会输在终端上？ 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同时发放三张3G牌照，给中国市场的3G较量造成了更多变数。三大标准到底谁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则要纵观技术、网络、市场等多方因素。对于中国本土的TD标准来说，最明显的不足就是产业链不够成熟，主要体现之一就是终端能力不够强。 项立刚认为，相对而言，中国联通采用的WCDMA和中国电信采用的CDMA2000，在国外市场的终端款式都比较多，也比较成熟，高质量的手机不少。中国移动的TD－SCDMA终端现在面临的压力最大。但是，对于TD来说，并不是没有好手机。 　 不少专家认为，TD标准不只是一个中国的标准，而是国际电联正式批准的国际三大主流标准之一，标准本身是公开的。现在不但是中国制造商在做，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摩托罗拉、三星等等国际移动通信著名企业都加入了TD行列，都在和中国公司合资，说明中国巨大的市场地位对全球3G市场已经具有重要影响力，我们应该对TD抱有充分信心。　 项立刚认为，未来随着手机生产的大牌企业加入，以及市场淘汰机制的形成，通过优胜劣汰的过程，一定会有高品质的TD手机在市场留下来，但是这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

广告行业结盟维护创意版权 10月28日，中国广告创意维权联盟正式成立，作为“2008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主题活动之一，联盟的成立意味着我国的广告行业开始自发地改变广告创意保护缺失的现状。 广告创意维权联盟纲领中提到，联盟的成立将探讨原创广告版权保护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联盟将通过提醒、警告等行业自律行为对违规企业进行处理，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 七省会城市电视台共建广告经营联盟 10月28日，由南京电视台牵头组织的7家省会城市电视台广告经营负责人在南京齐聚一堂，共话发展，并组建了广告经营联盟。 据介绍，这7家省会城市电视台分别为南京、杭州、成都、广州、武汉、西安和沈阳，其广告创收总量在我国城市电视台中均位居前列。 为进一步探讨省会城市电视台面临的问题，拓展城市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7家电视台一致同意组建广告经营联盟，并发表了联盟宣言：决定在广告经营合作中互利互惠、精诚合作，共同抵制虚假信息，联合谈判，互相代理本地广告品牌，对普遍认为信誉差、资信不好的客户进行联合抵制。（南京报业网 雪刚） 小编感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约好了的，同一天成立两个广告联盟。虽然一个是电视台针对广告客户，一个是针对保护广告创意的，但其实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大家团结起来更好的规范广告市场，减少由于广告问题而带来的纠纷。